乾隆是位有作为的皇帝为什么晚年却变得优柔
2023年12月19日 雪梨资讯
乾隆是位有作为的皇帝，为什么晚年却变得优柔寡断呢？
乾隆是清朝时期颇有作为的皇帝，下面我们就来聊一下乾隆统治时期的国家社会面貌，通过这个来侧面了解一下这位伟大的皇帝。
对百姓温和的太阳，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。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，乾隆经常拖着不惩，或者以“不为已甚”为辞，加以宽纵。如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五月，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、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。(《清高宗实录》)
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：
皇帝近年颇倦，为政多涉于柔巽，处事每患于优游;恩或多滥，罚必从轻;多滥故启幸进之门，罚轻故成冒犯之习。文武恬戏，法纲解弛，有识者颇以为忧。(《朝鲜李朝实录》)
虽然没来过中国，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说，在中国，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“那个不断行动、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‘灵魂’”。“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，彻底地道德的、辛勤的、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，一切都将废弛，政府全部解体，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。”
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。专制政治中，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，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。不但是人亡政息，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，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。皇帝的勤奋进取，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，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。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，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，抵达到基层，会扩大十倍百倍。
皇帝既然喜欢清静，不愿生事，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。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之后，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。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，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，更是避之不及。遇到公事，层层推诿，一层一层向下转批：“不问事理之轻重，动辄批委属员，督抚既委之司道，司道复委之州县，层层辗转推延，初若不与事者。”(《乾隆朝东华录》)
乾隆晚年，人口压力越来越重，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。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，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，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。
从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起，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，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“啯噜”的游民组织。他们多是无籍游民，三五成群，忽聚忽散。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：“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，不务生业，三五成群，数十为党，呼朋引类，有师有徒，有首有从，各占地方，聚居古庙荒亭，沿村逐乡勒索钱米，遇有婚丧之家，劲讨酒食，不满其欲，辄肆咆哮，动以放火劫窃，出言恐吓。乡民畏之如虎。甚至恃众抢夺奸淫，谋故杀人，无恶不作，种种贻害，不可枚举。”(乾隆朝中朱批奏折)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后，因为地方官员“一味因循畏葸，于地方全无振作”，“啯噜”的活动进入高潮。据《剿捕档》记载：“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，常川骚扰，并有棚头名号，戴顶、坐轿、乘马，白昼抢夺淫凶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通省官吏罔闻，兵民不问，甚至州县吏役，身充啯噜，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。”
湖北武昌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、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，“屡经惩创，怙恶不悛”。(《乾隆上谕档》)
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，“民情尚气好斗，嗜酒佩刀，因事相争，动辄挥刃，积习相沿，已非一日”。
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，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，“纵横无忌，行劫兵船”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，又登岛国纵火抢劫。乾隆六十年(1795年)，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：“闽省近年以来，吏治废弛已极……各海口地方，盗匪仍复肆行出没，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，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，毫无忌惮，以致商贩闻风裹足，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。”
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