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与章惇本是朋友，为何后来会交恶呢？

苏轼与章惇都是一時人杰，名显当世。然而，由于两人性格不同，决定了两人在北宋党争中选择了不同立场，从而由朋友变成了政敌。苏轼是一代文豪，旷世奇才，学识渊博，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、书画家、文学家、词人、诗人，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。章惇个性豪俊，博学善文，出將入相，多谋善断，文武兼备，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，意欲开疆辟土，建功立业。

苏轼与章惇年轻时就结为挚友，携手走天下，煮酒论诗文，关系非常融洽。但世事复杂，人心难测，昔日之挚友，今日之政敌，救命恩人转眼成寇仇，最好的朋友也许变成最可怕的敌人，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就是这样，跌宕起伏，善恶相杂，爱恨交织，高潮起伏，錯综复杂，令后人论争不断，曲說丛出，扼腕叹息。

仁宗嘉祐二年(公元1057年)，章惇与苏轼、苏辙兄弟同登进士。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，成绩好于其叔。章惇自视甚高，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，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，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，而是等到下一科考中，才进入仕途。嘉祐六年(公元1061年)，苏轼授大理评事(七品待遇)、签书凤翔府判官(府州副职幕僚);章惇任商洛令(县官)，同在陕西作地方官。两人风华正茂，才情相当，意气相投，开始结积交往，在交往中能够推心置腹，颇为融洽。

有一次，两人同游南山，到了仙游潭，潭边面临万丈悬崖。章惇请苏轼下仙游潭，在石壁上写字留念，苏轼连说不敢。章惇踩着险石下去，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：“苏轼、章惇来此”章惇上来后，苏轼拍章惇的背说：“你日后做了官，必定能杀人。”章惇说：“为什么?”苏轼说：“能够拿自己的性命来拼的人，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。”章惇大笑。后来章惇的所作所为，印证了苏轼当时的预言，可见苏轼眼光之独到。

神宗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，苏轼因所写诗文受人构陷，涉嫌诽谤朝廷，讽刺新法，被逮捕治罪。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。案件审理期间，一群跳梁小丑绞尽脑汁，搜集资料，罗织罪名，想致苏轼于死地，进而一网打尽旧党骨干。

一天，副宰相王珪检举苏轼的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》诗。诗云：“凛然相对敢相欺，直干凌空未要奇。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。”王珪拿着诗稿，对神宗说：“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!”神宗问：“怎么看出来的?”王珪说：“您看苏轼写的这诗吧。明明陛下您犹如飞龙在天，而苏轼与陛下合不来，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，这不是明摆着有反心吗?”神宗没有被他忽悠，客观地说：“不能这么断章取义，胡乱比附吧。他尽管去吟咏他的桧树好了，干我何事?”

这时候，在一旁的章惇虽然是新法的支持者，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他冷冷地说：“要是照王相爷的办法来如此解读诗文，恐怕人人都有罪!”

苏轼给章援回信道：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固无增损也。闻其高年寄迹海隅，此怀可知。但以往者更说何益?惟论其未然者而已。……，书至此，困惫放笔，太息而已。建中靖国元年(公元1101年)六月十四日。并写下药方请其转送章惇，希望章惇能保养身体，争取朝廷宽大处理，能够顺利北还!

多么宽广的胸襟，多么伟大的人格!这种崇高的精神，足可光耀千秋，令世人景仰!反观章惇，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恃权报怨，心狠手辣。千年以来，一直受后人诟病。

北宋党争，苏、章在从朋友到政敌的转变中，人们更应该思考的是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竟能泯灭人的理性，从而制造人间灾难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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