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，那个冒着严寒上学的男孩刷屏了。大凡有点同情心的人，看到那满头白发般的冰花，都不免有几分心痛。

其时，我开车带了儿子去幼儿园。尽管不到一公里，但大冬天的，走路确实冷。看看儿子，想想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冰花男孩。百感交集。

顺理成章的，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、与冰花男孩相似的童年。

那时，我在离家八里的公社读书。也是冬天，冻雨一下就是好几天，通往学校的机耕道泥泞不堪，我却只能赤脚行走。风里来雨里去，每天得耗上两小时。

幸好，川南不像滇北那样寒冷。双脚虽冻得通红，也还承受得住。只是，有时不小心踢到石子上，钻心的痛让人直冒冷汗。直到五年级，母亲托人从甘肃买回一双水靴，从此才不再大冬天也赤脚。

我父亲在区公所工作，母亲是大队干部，按理说，在我们村，家庭条件要算最好的了。最好的也只能这样，遑论其它？

我把这些讲给比我小十岁的某人听，她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倒不是我们年龄相差太大，而是曾经的城市与乡村就像两个星球。我们那个年代最大的不公平，大约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。

好在，这种不公平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。那就是高考。

我们那个年代，高考上大学——哪怕上中专——不仅是一件足以改变自身命运，庶几也是可以改变家庭命运的大事。尤其是我们那种贫困乡村，一旦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，大有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扬眉吐气，父母也觉得多年的辛苦付出有了最丰厚的回报。

故而，在“学而优则不当农民”的理念下，我老家那个农业大县，对教育极为重视。

无奈，那时录取比例太低。一个班五六十人，能考上大中专的不过数人而已。

但比例再低，总还能让你看到希望的火光。

比如我，复读一年后，终于拿到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通知书。我兴高采烈地办了农转非，我的户口就由长冲村二组变成某某市某某街，城乡之间的鸿沟，我用十多年的寒窗终于填平了。

然而，曾几何时，这种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却渐成传说。这感受，来自于另一条新闻。

新闻说，西安一位博士生因前途迷茫而溺亡。这新闻让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冷。这冷，比冰花男孩带来的更甚。

尽管博士生溺亡的细节还有待公布，但从披露部分看，攻读博士期间，博士生得为他的导师“浇花、打扫办公室、拎包、拿水、去停车场接她、陪她逛超市、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。”

尊师是应该的，但导师是否有权把学生当作杂役差使？而学生要是敢于拒绝这差使，他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读下去？还能不能拿到毕业证？所以，一般情况下，纵然万般不情愿，人在檐下，也只有忍气吞声。

就像冰花男孩一样，博士生也身出寒门，家境大概只比冰花男孩稍好那么一点。报道说，从读大学起，除了学费外，他基本没找家里要过钱。本科时，他还在宿舍开过小卖部，给人修过电脑，暑假做过销售。考上研究生后，同学在食堂碰见他，总看见他吃3块5一碗的面条。

这就是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博士生很懂事，很上进，很学霸。但谁他妈会料到，他的归宿竟是冰凉有刺的河水？这个父母在堂、女友在侧的青年，如果不是看不到未来，他会走这条路吗？他愿意走这条路吗？

站着说话的人或许会批评他脆弱，但要是你寒窗苦读十几年，一直到考上了博士生，还得像个杂役一样为导师服务，还得频率很高地陪她吃饭，以二两酒的量为她挡酒，以至“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。读博一年半，只发了一篇论文，而且用的还是硕士期间的实验成果”，换了你，你不堵得慌吗？

如果说，导致冰花男孩满头冰花的是贫困的话；那么，导致博士生溺亡的则是导师对他前途的决定性影响。知情人说，12月18日，这位博士生还为导师许诺要送他出国留学而兴奋不已，但几天后，导师却因他去学英语没及时替自己报帐批评了他。

这时，博士生意识到导师的许诺只是空头支票。于是，知情人说，“出国无望，学术无果，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。”

事实的完全真相，还有待进一步了解，但目前的报道和知情人的披露，就是这个鸟样子。

不可否认，随着扩招，随着教育产业化，随着学生把导师称作老板，随着学生不得不依附于导师，大到为其论文捉刀，小到为其擦地洗车，如今的一些大学早就沦为名利场了。

因此，我的担忧其实是，哪怕冰花男孩从小努力读书，哪怕顺利考进大学，甚至也考上博士生，可是，读书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吗？

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与事太多了，他的个人奋斗在多大程度上能走向成功？

在此，祝他好运。

人到中年，我终于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：最大的不公平不是大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而是你的跑道上随时可能升起一面你永远无法逾越的墙。

至于这面墙到底是什么鬼，天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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